艺术和资本的辩论以及后极权主义的文化意识

　　当代艺术过去三年在中国上演一场艺术资本主义的中国狂欢，这是一场有里程碑意义中国艺术体制转型的阵痛，也是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模式畸形化的产物。

　　艺术的资本主义化并非人类历史上没有实践和理论上的先例，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本雅明提出的“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生产和复制”、美国批评家格林伯格提出的“前卫的媚俗化”到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的艺术的“商品符号学”，这不仅在中国已经变成现实，而且形成一种更极端化的艺术商业化，我把它叫做“艺术资本主义在中国”。

　　当代艺术在市场资本主义的泡沫下，正在产生以当代艺术和市场运作名义下的“新官方艺术”和“新商业艺术”。近半年关于当代艺术是否存在“天价骗局”，以及艺术市场是否应该绝对的自由市场化的辩论，不仅是一场关于艺术市场本身的经济学辩论，实际上，这涉及到中国艺术未来的价值取向以及艺术体系的建立。它是一场关于当代艺术价值观的辩论。

　　问题一：艺术与主流社会是否要保持距离?

　　当代艺术是否需要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这是整个关于艺术市场辩论的核心问题。目前当代艺术走在一个十字路口，因为中国艺术不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承上启下的位置，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拜金主义和主流化正在当代艺术蔓延，众多的艺术图像越来越跟时尚杂志的趣味没有什么区别，不少成名艺术家将自己大部分精力用于市场经营，津津乐道成为达官贵人和新富阶层中的一员，艺术语言抄袭模仿现成的照片和著名形象，艺术创作变成制造空洞的符号，再使用艺术史理论解释这个符号，使其变成可以高价销售的著名符号，艺术创作变为成批生产和复制，艺术作品商品化和金融化，艺术家企业家化。

　　这已经违背了过去二十年基本的价值观和艺术精神。艺术尽管具有时代性，但基本价值观不会改变，艺术的基本价值观就是它必须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如果艺术与主流社会没有距离，那么艺术必然是官方艺术或者商业艺术。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真正具有创造力和精神反省的伟大艺术不可能是在官方或者商业体系中产生，官方和商业体系只能接受来自前卫、边缘和反叛艺术的合法化，但它本身必然不能容忍真正具有叛逆和现实批判精神的艺术。

　　当代艺术围绕市场问题产生的争论，实质上是围绕着“是否要重新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这个问题为焦点。一部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曾经坚持叛逆和边缘立场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在九十年代末以来开始为中国主流社会所接受，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官方双年展，有些人担任的Z/F的艺术官员，有些人被美术学院聘为教授或客座教授，有些人成为被公众媒体追逐报道的明星，这些八十年代艺术新潮运动和九十年代地下艺术运动的艺术群体目前正在主流化，并在经济上成为富翁艺术家。

　　这个由边缘走向主流的艺术群体实际上不太可能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这个群体试图利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名声和市场基础，获取艺术品销售的暴利，但他们的艺术在近十年没有进步，只是一味复制和生产十几年不变的图像符号。这个群体试图从原来的边缘位置转型成社会名流，他们的艺术和生活方式实际上已经商业化了，但在公众媒体上仍然在宣传自己是前卫艺术的代表。

　　他们为什么要以前卫艺术代表的名义进行艺术的商业化，因为当代艺术的商业化是一种象征资本的生产，艺术品销售的高额价格在于这个作品具有前卫艺术代表的身份签名，至于这个作品是否很有创造力则不重要。这就在中国发生一种旷世未有的奇观，即曾经前卫的群体已经与社会主流没有距离了，但这个群体还在声称自己是与社会主流保持距离的前卫代表，

　　这种实质上商业，但依然能够在公众领域扮演前卫艺术代表，其原因在于中国现代艺术长期缺乏社会启蒙，使得公众与专业艺术圈有一个知识背景上的时间差，即专业艺术圈已经觉得这是十年前的过时艺术，公众、媒体和投资人才刚刚开始觉得这种艺术很前卫。这是目前当代艺术比较容易在中国社会产生一种欺骗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