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创时代的终结------兼第六届全国美展

    一种艺术潮流，一个时代风尚往往不是在人们只是理性或只是感情上加以抵制方能结束，其终结必须是情理并汇的水到渠成。

    第六届美展已经过去一年了，然而人们仍然对它耿耿于怀。这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无论老、中、青画家都将它作为一种历史的遗迹和一个陈旧的创作模式去看待了。而1985年的美术创作也有一种理性的与六届美展背道而驰的趋向，在画家中似乎有“凡是六届美展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样一种逆反心理存在。

    这绝不是个人得失的愤懑，也非人事纠葛的宿怨，这是对前一个创作时代中我们那些陈旧封闭的艺术观念在情与理上的反叛，这种观念又在六届美展中达到了极致。可以说六届美展是一个创作时代的终结，是某些艺术观念的最后一次大检阅。

    伤感与叹息不能清醒我们的意志，我们需要理性的反思——对前一个创作时代反思，对六届美展反思。

    　　　　　　　　　　　　神化现实时代的终结

    多少年来，我们都是在提倡现实主义，并且不是只把它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而是作为一种创作规律来奉行。然而，30多年来我们的文学艺术到底出现没出现过真正的现实主义流派和作品集群呢?“在所有的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个在今天看来似乎是荒诞不经的“典型”创作理论，虽然出现在迷狂的1968年，然而，在此之前的艺术创作“规律”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它之所以最终成为艺术中的宗教精神的信条，正是五六十年代艺坛上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为其奠定了反现实的精神基础。

    克莱夫‘贝尔曾经说过：“艺术和宗教是人们摆脱现实环境达到迷狂境界的两个途径。审美的狂喜和宗教的狂热是联合在一起的两个派别。艺术与宗教都是达到同一类心理状态的手段。”(《艺术》)P62)当我们那时虔诚地“面向现实”时，我们是以充满浪漫和理想的激情去看待现实的。这时的现实已不是科学或哲学意义上的现实，而是情感意义上的现实。罗素说：“神学与科学的冲突，也就是权威与观察的冲突。”(《宗教与科学》P5)我们先前的“现实主义”是建立在带有宗教精神的权威的基础之上的，不是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恰恰是忠实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而使情感退居于现实场景的幕后，虽然其现实场景的选择也有特定情感的支配，但其情感一般是偏于理智型的，绝不是迷狂的。

一股较为强大的自然主义绘画(有人称“生活流”或“乡土写实”绘画)对边疆异族、穷乡僻壤普通小人物的关注和表现也是出于就像路德所说的“我是一个人，这个头衔比一个君主还要高些”这样一种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意念的。这里的人是作为一种生物的类的人，或者是某一群体的一员，虽然这些表现对象也是画家本人的影子，但这里的主体意识并非是已被深刻地认识和剖析过的主体意识，只是还像布克哈特所指出的在宗教化时代的人“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只的那种主体意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P125，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也就不能完全认识现实，从而也不能摆脱现实的束缚，也就不能达到创作自由的境界。我们前一时期中总是有一种很快为某一画风所风靡的趋之若鹜现象不就是主体意识丢失的反映吗?往往又是当第一个人运用这种形式表现了某些独到见解时，另一批人就将这独到之处作为共性推广开去，而欣赏者也习惯于从这些共性中去解释它们。最明显的即是前一时期最为风行的自然主义画风，背后支配着它们的那种共性的“爱”和“尊严”，由于其千篇一律和循环重复而失去光彩，只是在外形式上寻找其个性——“朴、拙、真、厚、细”等等，到头来就必然走向“矫饰自然主义”的境地，而这种画风在六届美展中达到极致。
    画家所精心构筑的似乎反“文革”时期的假现实的“现实”又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虚幻的现实。诚然，按苏珊·朗格的解释，艺术从本质上都是虚幻的现实，但是这是指手段、外形式，其真髓则是创作主体对现实思索后的意念，这意念是深沉的，是全然不同于他人的。费希特在其《人的使命》中所谈的关于主体意识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一段话说得多么好：

    我看见，呵，我现在明显地看见我从前不留心或看不到精神事物的原因了。如果我们抱有满腔尘世目的，用种种想像与热忱忘怀于这些目的，仅仅为那实际上会在我们之外产生结果的概念所策动与驱使，为对于这种结果的渴求与爱好所策动与驱使，而对自行立法的，给我们树立纯粹精神目的的理性的真正推动作用却毫无感觉，冥顽不灵，那么，不朽的心灵就会依然被固定在土地上，被束缚住自己的羽翼，我们的哲学是我们自己的心灵与生命的历史，并且像我们寻找我们自己一样，我们也思考整个的人及其使命。如果只为渴求这个世界上实际可能产生的东西所驱使，我们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你要想认识现实，摆脱神化的、虚幻的现实，首先就要超脱现实，胸襟要开阔，要纵横于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上，要游心骋思于八极之外。这神秘吗?不，如果看看我们六届美展中那些矫揉造作的“风情”和所谓的“生活情趣”，那些昂首壁立的“英雄”，那些和蔼可亲的“领袖”，那些穿着外露的民族人物……我们不觉得这些现实反而是经过神化了或装饰化了的现实吗?不是经过诗意化和浪漫化了的现实吗?难道不是我们的思维受到了物惑的结果吗?我们总是首先把题材——虚幻的现实看为终极目的，而不是将其作为手段和画因，固然有领导意图的影响，然而归根结底是我们的画家主体意识不强。

    这种状况集中体现在对英雄的表现上。

    建国初始我们的英雄主义是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和信心的，有着朴素而向上的理想成分，我们那时的艺术风尚也是以抒发豪情壮志和与天、地、人奋斗的英雄主义气概为主的时代风尚。我们也确实创作出了这样的一批作品。这时的浪漫激情和理想主义是自然的、朴素的，是具有现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