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璞画学研究中的实学传统
先师阮璞一生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却很少专门提及自已的治学渊源和方法，而他晚年为《画学丛证》所作的自序则成为我们研究他的画学思想的重要文献，在这篇言简意赅的学术自述中阮璞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已的治学方法出自清代实学：
“余治美术史，致力于中国画学研究，颇有取于清代考据学家无征不信之治学方法。盖缘深有慨乎晚明以迄清末，画学著述全由“文人画派”文人秉笔为之，坐此而明清文人一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玄言相煽、实学尽捐之恶习，遂由其所作、所编、所诠释、所点窜之画学著述，周遍浸润于举世画学学风之中，其影响所及，至今尚犹荧惑视听，为害甚烈。故余不得已而乞灵于考据学家之征实学风，庶几以实救虚，对症投药，或者于今日画学界不为无裨乎？”
清代实学发韧于黄宗羲、顾炎武以经世为务的经学，流变为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朴学），光大于章学诚、阮元的文化史学，而后续成为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乃至古史辩派的近代国学和史学。从学术路径上看，实学是对晚明由宋明义理之学造成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时弊的一种反动，其中尤以考据学派秉承汉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的读经、解经传统，从治学方法上开启了重经验、重归纳、重实证的新学风，简单地将考据学甚至整个清代实学称为一种科学方法或文化启蒙学说固然言之过甚，但以“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清代实学的确是中国近代学术（尤其是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科学形态转换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章太炎将清代实学方法归纳为六点，即审名实、重左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说林下”），这指出了实学存疑求实的基本学术态度和品质。清代实学，尤其是希图通过训诂章句、考释名物的途径重新恢复典章的历史原义的乾嘉考据学，对清除宋明义理之学空疏虚妄的陋习的确有独到的功用，它的长处在于它的存疑求实的精神，而它的短处则在于易于陷入繁琐考据的经验主义层次，从而仍然无法从学理层面对历史的“真理性”作出说明。
为什么在艺术史学已俨然成为一门当代人文学科的今天，阮璞先生依然需要据守考据学的方法进行中国画学研究，这种方法对中国当代艺术史学,尤其是史源学的建立有何益处?这是我们评价阮璞画学研究时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更是我们评价阮璞学术研究价值的基础。
建立当代中国艺术史史源学的学理基础是建立中国当代艺术史学的根本前提,而建立这种学理基础前提条件是对纷繁杂乱的美术史料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整理。近代以来不少学者都在致力于从目录学 、编纂学角度对中国传统美术史料进行整理,如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 于安澜的<画论丛刊>、<画史丛书>和<画品丛书>都具有一定史源学价值,但整体而言,中国美术史史源学水平不高,这一方面是由于在传统学术中画学一直被视为一门”游艺”,尤其由于受宋明玄谈学风的影响,画学文献的解读和著述一直缺乏像经学、史学那样的严谨传统,这一点甚至在考据之风盛行,”上穷经史 、下究医卜、遍及学术各部门”(阮璞:<论画绝句自注>)的清代仍无改观。而在现代学术中美术史要么成为阶级分析的佐证,要么成为美学这类新玄学的附庸,”画学无人作郑笺,诸君妙语总从天.。纵教古义生新解,举烛初衷岂举贤?”正是阮璞对这种现实的一种感叹。很显然,要从真正意义上建立中国美术史的史源学基础,”作郑笺”,即对美术古文献的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解读和整理是无法省略的环节,在阮璞先生看来,这种解读和整理舍考据学这类实学传统则别无它途,所以他说:”窃谓考据学家所用’通经必以识字为基’之方法,即先明音义 、句读 、训诂,而后据以究其义理之读书方法,吾人对此倘能有所借用,以用之于画学,必可杜绝种种望之生训,郢书燕说,以及化身千亿 、无穷无尽之承讹踵谬也”(<画学丛证自序>)。以考据学方法解读画学古籍既在于完成古代学术中的这一缺环,更在于建立具有科学求实的现代艺术史学的基础,这正是阮璞先生一生倾心于清代实学的动机和价值所在。
阮璞先生以实学方法治中国古代画学有这样的一些显著特点,首先,从具体问题出发寻找解读诠释的方法。考据学从学理意义而言是一套严密的文献解读方法,涉及诸如文字学(小学) 文体学 、 版本学、 目录学等广泛领域,其中尤以训诂为基础的文字学最能体现这一方法的特征。阮璞先生的画学研究大多从具体问题入手,借助训诂学传统对画学史籍 、史载真伪订讹辨惑,以器而求道,而针对不同问题对象选择不同的考据方法, 如以义训方法征订李思训官称”江都令属”为句读之误,以校勘法考订谢赫<古画品录>原名为<画品>,以文体学方法诠释”六法”原义,甚至根据中国传统文法 、文气习惯对张彦远将六法原文压缩为四字一句的作法看成是兼顾文义、 文气的需要,而不是”破句失读”,这种解读既认定四字一句的六法保存了其原义,也肯定了张彦远对六法发展的贡献,与钱钟书对张的诘难相比这种解读显然更为精确通脱；其次,阮璞画学研究的目的并不像清代考据学家那样仅仅是为了”还原”古典,所以在运用考据学方法对画学文献进行考订的基础,这种研究更注重运用知人论世 、以文论艺等方法对艺术现象进行综合解释,也正是在这一点阮璞先生的画学研究具有了超越考据学传统而进入现代艺术史学的品质。如在以文字、 文体、 版本学方法对六法进行原义考订的基础上,阮璞又结合同时代诗品、书品传统对六法的批评品质及关系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释,而在像研究苏轼文人画观或是董其昌的南北宗说这类艺术史的重大课题时,这种综合性的知识系统的研究方法就显得更为突出,这种研究不仅显示了阮璞先生在文字学 、诗学 、词学和书学上的深厚功力,还显示了他将研究对象置于思想史 、政治史、 社会史的广濶背景时的独特视野。最后,阮璞画学研究中最有价值的实学传统是它的怀疑精神和致用态度,这种品质既是清代实学传统的一种沿承,更体现了这种研究所具有的科学属性。阮璞先生的研究选题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研读画学古籍中发现的讹舛,一是今人著述中的错误,他明确的将自己的学术宗旨归纳为”商兑学问”和 “订讹辨惑”,这种问题意识使阮璞先生的画学研究始终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求真态度和批判意识,所谓”形同好辨” 、“情非得巳” 正是阮璞先生对自己的这种学术品质的一种自白。阮璞先生针对的问题几乎涉略到他所处时代的所有与画学研究有关的学者和艺术家,其中包括中村不折 、伊势专一郎 、大村西崖、 陈衡恪、 滕固 、潘天寿 、史岩 、钱钟书 、郑昶 、 俞剑华、 黄宾虹 、常任侠 、郑振铎 、童书业、 宗白华 、李泽厚等,这里面有他的老师,如滕固；有他素仰的学者,如钱钟书,但一旦发现他们著述中的错误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临文不讳”,尤其对那些影响甚巨、众口一辞的理论和学说阮璞先生的辩难会显得愈加激烈。针对80年代美学热中流行的”中国艺术是线的艺术”的观点,美术史中流行的”四唐分期说”他都进行过实事求是的反驳。疑古辨难的目的在于致用,在这里,致用可以理解为一种科学信念,即为建立中国当代艺术史学模式和方法而进行的一种科学努力,在中国艺术史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大量讹舛之文 、诞妄之说充斥于世之时,阮璞先生身体力行,藉清代实学经世致用 、实事求是的传统以救弊,对中国当代艺术史学的建立无疑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清代实学中的考据学传统毕竟只是一种整理古典文献的技术方法,属于经验理性的范畴,它所包含的逻辑因素和归纳方法,甚至它的朴素的存疑求实的态度都只有在现代科学模式和机制内部才有可能具备一些基本的科学品质,胡适将考据学简单地视为一种”科学方法”只能简化我们对科学方法论的认识。使中国艺术史学真正成为一门人文科学也许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和努力,阮璞先生奠基于传统实学又具有现代科学品质的画学研究实践无疑是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