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抽象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短缺及其深层原因（三）
这一篇是对“深层原因”探究，包括四个部分，顺序是：一、几何学在西方文化中的结构意义；二、机械逻辑与现代设计缔造的几何化物质世界；三、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与现代艺术之父塞尚；四、宋应星：中国的狄德罗？。前三个部分探讨几何抽象的催生要素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线索与逻辑关系，第四部分是通过两个相似各案的对比证明几何抽象的结构性短缺在中国的必然性。由于本人也属于中国科盲文人大军中的一员，因此难免在生疏的领域漏洞百出。但由于“源代码”彻底公开，因此不愁没人针对各种“漏洞”提供“补丁文件”。
一、 几何学在西方文化中的结构意义
与几何抽象关系最直接的就是几何学和生活中的几何形。今天，我们周围的世界到处是大工业生产出的几何形产品，我们的眼睛已经能感受几何形的视觉价值，至少已经适应和习惯这类形状了。但抽象几何形有什么“看头”，不善于抽象思维的中国人，很难想象其视觉价值之所在。几何学与逻辑学，一个是视觉抽象思维，一个是概念抽象思维，而中国文化在这两个知识领域都是缺项，连名称都是直接音义。引进的积木(儿童的几何形与立体构成)、魔方(中学生的几何形与三轴坐标)、五角星(国家的几何形)、钻戒(爱情的几何形)，在进入中国语境中之后，都变成了没有活力的几何僵尸，起不到任何激活对几何兴趣的作用。五角星及其画法是古希腊几何学的贡献，也是黄金分割的代表形态。五星中心形成一个倒五边形，正好是钻石的象征图形，用直线把这倒个五边形的五个角连起来，就是一个倒五角星。
今天，欧几里德《几何原理》里面介绍的用直尺和圆规画五角星的方法已经几何学中的常识，但里面包含的视觉抽象思维能力与主动性可不是常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对这种兴趣与能力的价值评判就更不是常识。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把西方的思维成果作为文化酵母，激活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能量，而是不断地变成不同学龄段的“小九九”，不断用知识竞赛与考试鼓励牢记。在美国的时候，我曾讥笑过美国孩子数手指头算题(手指头不够用加脚指头)的方法，也笑话他们用手指头在课本上数代表数量的鸡鸭，对中国的算术口诀沾沾自喜。但有一天突然猛醒，数书上画的鸡鸭，就是把基数变成序数，无形中就告诉了孩子记述与叙述的关系。数手指头就是用代替所有具体的计算对象，能用手指头代数，再学用字母代数就容易学活。而且，孩子们这种自发的计算方式，就是人类畛醯氖?Х绞剑?院笤傺???贰⒈嗍??贰⒔淌??罚?腿菀琢?凳导省Ｕ獠⒉皇敲拦?舜厦鳎??且蛭?庸畔＠暗浇裉欤??酥惺兰褪怯屑际趺豢蒲У氖贝??蒲г谖鞣蕉际侨忌盏幕鹁妫?找?潘?堑乃枷耄?舱找?潘?堑囊帐酢Ｔ谥泄?疃嗍且惶醭擅?杉业男峦揪叮?幻趴凭倏际缘男驴颇浚?欢殉莆?翱蒲А钡摹八氖槲寰?保?踔帘坏背衫嗨瓶酌现?赖男叛觯?弧靶叛隹蒲А被颉翱蒲?叛觥薄?br>
当然，几何学通常不被视为科学的核心，科学的核心是数学。在古希腊，数学一边连着几何学和物理学，另一边连着逻辑学和美学。毕达哥拉斯的美学思想就不说了，只提一句他的几何学成就——“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数学本身就是数字之间的逻辑关系，数学推导就是逻辑推论，数学证明就是逻辑证明，数学的“设”就是逻辑的“假设”：“设”凡是人都是要死的，再“设”苏格拉底也是人，推导出的结论只能是苏格拉底也是会死的。这就是逻辑学的三段论，改变其中任何一个假设都不会都会改变结论的真性。古典物(理)学，即电学出现之前的物(理)学，既是力的数学，又是力的逻辑学，机械运动本身就是力的逻辑运做。然而Downcast Eyes一书的作者Martin Jay并不承认这种“数学中心论”，他认为，古希腊文化就是看的文化，因为古希腊文化把视觉视为高级感官，或者作者自己的话说，是the noblest of senses(感觉中的最高贵的)。
在Jay看来，古希腊的数学是看的数学，所以才有几何学。甚至thearia(理论)和一词也是看的意思，因此与theater(戏剧)同源。他把这条看的线索从柏拉图一直拉到笛卡尔，后者是“解析几何”的发明人，这一发明把数学与几何学统一起来，而且正是在笛卡尔时代，法国用the noblest凡尔赛宫的几何化园林确认了“看的数学”的价值。现在，这种几何化园林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绿化建设的标准方式，居住在这里的中国人，绝对不会因为“小桥流水人家”更符合“人性”和“民族性”而离开这里，也不会在“农家乐”中“乐而忘返”。当然，在几何抽象艺术产生并被接受之前，这些科学因素只是作为遗传基因存在于西方文化机体的内部，呈现在外的是以模仿说为归依的具像写实，尽管这种绘画包含的透视法也是一本正经的几何学(“画法几何”、“射影几何”、“透视几何”)，而且直接被用于艺术创作与绘画教学。
有人认为西方现代艺术就是用非欧几何取代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氏几何，典型事例就是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但并没有哪个艺术家自己宣称这样做，也没有人见证过他们采取过什么具体措施。但在前不久的一个座谈会上，谭平说他在德国见到的极少主义艺术家，都是先在画布上进行精确的空间计算，再用颜色覆盖。其中有一位艺术家的“计算”原则是，第三条线不与前两条线相交。我虽然不懂非欧几何，但知道属于欧氏几何的透视线是相互平行时向灭点交会。当然也可以说这第三条线代表第三度空间，就像三维坐标中的z轴。但不论如何，第三度空间是存在的，不论是欧氏的还是非欧的。我想，西方几何抽象作品的强烈设计感或者叫“洋气”，与这种画面设计方式有必然联系，这种方式成为文化集体共同选择，是由集体的共同文化中的科学基因。
第三度空间与另外两度的关键区别在于，它是推测空间、逻辑空间，而另外两度是识别空间。因此，文字与儿童画都不需要第三度空间。阿伦•皮斯夫妇合著的《亚当的脑与夏娃的脑》(原文书名为：Why Men Don’t Listen And Women Can’t Read Maps)，就把男人看得远(远见)并对原处的物体判断能力强与男人的逻辑能力强联系在一起，把女人看得近并对近处的物体判断能力强与女人的逻辑能力差联系在一起。看，肯定是感觉，判断属于经验，逻辑则属于理性，这就是说科学证明，人的感觉与理性是相通的。具体到几何抽象艺术上，就是这种风格给人的“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感觉，的确反映了相应的思维方式。尽管这些德国极少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只是最后的视觉效果，但就像纸包不住火，创作思维阶段与画面设计阶段的科学理性还是能透露出来，或者用北京人的话说，还是要“挂相”的。
我绝对没有在这里充当科普教师，也没有什么“高见”，我是在做1+1=2的工作，只需要正确，不需要“高见”。确切地说，我只是在具体作品面前，尽我最大的努力，认真地思考了一次艺术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二、 机械逻辑与现代设计缔造的几何化物质世界
前面讲到内在驱动力问题，那么什么是工业化的内在驱动力呢？逻辑。因为所谓工业化，基本上就是机械化，而机械的本质就是力的逻辑在物体上的表现。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奠定了西方逻辑学基础，也知道西方的诡辩学派，可惜我们的教科书只让我们“明辨是非”，生怕我们“上当受骗”，不告诉我们这是西方人对逻辑的兴趣(学而优则仕，兴趣算个P)和逻辑在西方精神与物质文明中的重要性。
1270年前后在意大利北部和南德一带出现了早期机械式时钟，一些部件按照特定的机械逻辑关系组合起来，以秤锤作动力，提供记时与报时功能。从1336年第一座公共时钟被安装于米兰一教堂内开始，教堂尖顶传出的钟声便逐渐成为欧洲城市的声音标志，这是上帝的声音，也机械逻辑的声音，在让上帝笼罩整个城市的同时也让机械逻辑笼罩了整个城市，宣告着终有一天机械逻辑将成为和上帝一样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大主宰者。怀表是德国的锁匠1510年首次制出了，这个微型机械逻辑装置的问世要归功与发条的发明，这项发明体现了为机械装置研制动力系统的不懈努力，1712年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只是这种努力的又一个里程碑。瓦特贡献是对蒸汽机进行了重大改造而不是从头发明。说来也巧，瓦特曾经在伦敦的一家钟表店当过学徒。与早期机械钟同时起步的。
永动机的设想与尝试，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三世纪一个叫亨内考的法国人提出的方案：基本上就是靠一圈钟摆来保持中间轮盘的转动。18世纪是蒸汽机发明和被完善的时代，同时也是永动机方案大量涌现的时代和机械唯物论(mechanism，一种试图用机械因果律解释客观世界的学说)兴盛的时代。今天我们的教科书，只知道嘲笑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永动机探索的荒诞，忙着用辨证唯物论取代机械唯物论。但是永动机的发明冲动和蒸汽机是一样，都是为了机械系统的动力，也都需要理论假说与实践证明，区别只是经过证明，永动机失败了，但失败恰恰是一切发明所必须面对的可能。任何对失败的发明者的讥笑都是愚蠢的。机械唯物论也有广泛的实用性，特别是对机械时代的认识。此外，它还有认识上的启发性和引伸价值，“国家机器”的说法，就是一种机械论的社会学引伸，“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则是机械论的操行引伸。自以为聪明的中国人，的确没有闹过发明永动机的笑话，但也没有发明任何机械动力装置的记录，不论是最初的蒸汽机，还是后来的汽油机、柴油机、火箭发动机、涡喷发动机、涡扇发动机、燃气轮机、核动力装置。遗传至今的结果是：最先进的国产军用飞机J10、FC-1没有俄罗斯的发动机就别想飞，解放军最新列装99坦克和宋级潜艇没有德国的动力技术就别想装备部队，中国的大型船舶的动力系统没有外国曲轴就别想生产，这种被军迷们称为“心脏病”的问题早就在没有逻辑这个内在驱动力或“驱动程序”的中国文化中注定了。没有对逻辑和机械逻辑的兴趣，自然不会重视机械的动力问题。所以，都不是也不会出自中国人的大脑，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就是“脑子里没这根弦儿”。没这根“弦”自然有没这根弦的结果，那就是落后永久化，按照“落后就要挨打”逻辑，挨打的地位也将永久化。
从西方教堂的钟声到八音盒里奏出的音乐，从进贡清廷的豪华奇妙的钟表到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坚船利炮，从百姓用的“三转”到陆海空三军的装备，都是逻辑在机械领域的直接体现，也是对逻辑的正确性与实用性最有说服力的验证。辨证唯物论的一条准则是不能孤立地看问题，而恰恰是中国的辨证唯物论孤立地、割裂地看待西方的机械唯物论和永动机现象，没有它们放到机械时代和机械逻辑这个母系统中进行整体思考与判断。
机械制造必然是几何形的制造，机械设计必然是几何形的绘制。不是因为大量几何形通过画家的眼球进入画家的记忆并积淀为画家的视觉经验，什么能触发塞尚的“几何论”呢？《新艺术的震撼》的作者罗伯特•休斯看到了机械时代对前卫艺术的决定作用，体察出埃菲尔塔与火车对这个时代的隐喻作用和对视觉经验的改变作用，却对塞尚所说的必须在自然中发现球体、圆锥体和圆柱体感到困惑不解，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只能猜测”，“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并没有看到一个单个的球体、圆锥体和圆柱体。” 如果他想知道的不是塞尚如何用自己的作品兑现自己的理论，而是什么触发了塞尚的几何论，他就不会有什么不解了。其实，高更的《我们是什么，我们从那里来，我们到那里去》也很难从画面本身找到恰当的解释。
几何形从机械进入生活与艺术，从机械零件设计到建筑与日用品外观设计，是通过两次大战之间俄国构成主义、荷兰风格派、德国包豪斯，它们共同主张的删繁就简原则在二战之后的极少主义艺术和“少即是多”(密斯)的建筑原则中得到继承与发扬，而这两次世界大战正是机械时代高度发展和武器机械化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首先使用了海勒姆•马克沁爵士发明的马克沁机枪(machine gun应当翻成“机器枪”或“机械枪”而不是“机关枪”)，于1915年6月的索姆河战役中，一天就在自己的防守阵地前“屠杀”了将近6万英法联军，这个死亡数字再加两万人就是美国原子弹在日本长崎造成的死亡人数。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德国机械化部队横扫欧洲，仅库尔斯克战役，苏德双方就出动了总共6300坦克与5180架作战飞机(德军2700辆坦克+2050架飞机，苏军3600辆坦克+3130架飞机)，这些机械化装备背后是庞大的机械工业。不论这些机械化装备和生产它们的机械设备在结构上多么复杂，其构成元素都是以“极少”为原则，其产量都是以“极多”为宗旨，与传统手工艺在构成元素上采取“极多主义”和在产量上采取“极少主义”的做法正好相反。至于构成主义、包豪斯是怎么回事，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与机械文明的关系是什么，这方面的书很多，网上也能搜索到很多文章。我只想说，它们在把通过简单几何形从机械推向我们的日常生活起到了决定性的桥梁作用，而且是在教堂第一次响起钟声的时代就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