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文关怀”还是“文人关怀”（下）

       显然，“人文主义”是告诉每一个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上帝建立的乐园让你死后灵魂升天。你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你要“起来！起来！”像《大卫》像那样昂首挺立。“获得人的幸福”是你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人文关怀”是什么呢？“怀”字从心，与“关心”义近，特指强对弱、上对下的关心，所以“人文关怀”就是过去说的“关心人民疾苦”，“不能对人民的疾苦不闻不问”。这难道不对吗？道德的自明性就在这里，没人能说它不对，也没人敢说它不对，否则就不用把男盗女娼藏在肚子里不往出说了。对于靠纳税人养活的政府部门来说，“人文关怀”是他们的职责，艺术家用艺术表达则是他们的权利，也能创作出优秀作品。问题是它使“文以载道”再次成为一种裁判、压制、裹胁的力量，在一个缺乏人权意识的道德王国，很容易使其他流派失去正当性，特别是为艺术而艺术、为视觉而视觉的几何抽象。

　　一、 中国道德唯心主义与“文人关怀”

　　 “文以载道”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说法”，在谢赫的《古画品录》里叫“明劝戒，著升沉”，在张彦远的《论画》里叫“成教化，助人伦”，在毛泽东那里叫“为人民大众”和“宣传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今天最常用的说法叫“人文关怀”。“人伦”、“人民”、“人文”，从这个脉络我们不难看出世世代代中国文人对道德高地的占有欲！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以“已知全五德，安逸胜”作为盛世的象征，而作为五德内容“仁义礼智信”是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山水和四君子能够成为永久题材，其道德的象征意义是重要原因之一。道德也是判断国家治理水平的最高标准，曰“德政”，反之则是“暴政”、“苛政”。甚至对科学技术做出贡献的人，在报道其个人“先进事迹” 的时候，重点不是其在科学或思想上先进性，而是怎样值得效仿的道德模范，所以又叫“模范先进事迹”。问题还不在于有人把西方的“先进”篡改为中国的“道德”，而是这种篡改在中国社会是那么顺利地得到普及，没有遇到任何置疑。

　　最早的“模范先进事迹”当属于传说中的神农氏尝百草，其“先进性”不在于中华医学的创立，而在于冒着中毒身亡的生命危险造福子孙万代，如果他不是冒了生命危险，那么他们的事迹就只有“传奇性”没有“先进性”。华佗和扁雀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被称为神医，肯定有在当时领先诊断方法与治疗方法，但没冒生命危险解救病人，因此，他们的事迹就只有“传奇性”没有“先进性”。白求恩也算掌握了当时先进的诊断与治疗技术的医生，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解救病人，而且是中国的八路军战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而成了超级道德模范，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也是这样说的：“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与人民的人。”因此都主要报道他的个人操行，比如怎样牺牲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医术不如医德。大禹治水，其主要功绩也是“三过家门而不入”，至于水治得怎么样则并不重要。在抵御外来入侵中，打败仗的英雄杨靖宇和狼牙山五壮士绝对比打胜仗的英雄卫青、霍去病更光荣，因为只有打了败仗，才可能完成“宁死不屈”、“大义凛然”、“杀身成仁”的唯心主义军人道德，如果打了胜仗，那“杀身成仁”的机会，就属于敌人了。

　　教育就更不用说了，德育排在第一位，体育排最后，与欧洲中世纪视身体为灵魂的驱壳的观念完全一致，与牺牲肉体以成就灵魂的法轮功相差无几，这种教育培养出的学生，不相信法轮功是偶然的，相信是必然的。德育第一的教育又必然使学生把道德作为对老师评价的第一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中国绝大多数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只记得哪个老师好，哪个老师坏，其他都还给了老师。但最普遍经常的“德育”则是我们自己的名字：中国人的名字父姓+道德词是最常见的模式之一，比如吴+学谦（好学谦虚）、何+孔德（孔子道德）、范+宽（宽厚），等等。“五德”被很多家族作为辈分标志，我们家就是这样，我的父辈叫“王X礼”，我这一辈叫“王志X”，下一辈应当叫“王X信”，仁、义、礼、志、信这五个字在名字中隔代同位。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从生出来就要用道德进行自我标榜，在每次自我介绍中都要声称自己是有德之人，在每次称呼别人的时候都要称赞其道德。从“功德”、“恩德”、“功德无量”、“歌功颂德”、“大恩大德”这些词组中，也可以看出道德对人的行为的制约作用和在表彰中的重要性。因此，“缺德”、“臭德行”、“瞧你丫那德行”、“瞧你丫那操行”也就必然成为最有杀伤力的诋毁和漫骂。在这样一个“满嘴仁义道德”的文明古国，“文以载道”必然成为文艺创作千古不变的第一原则。